马恩全集第二十一卷

  我们的朋友维尔特的这首诗,是我在马克思的遗稿中找到的。德国无产阶级第一个和最重要的诗人维尔特,生在莱茵的德特莫耳特,他的父亲是那里的牧师——教区监督。1843年我住在曼彻斯特的时候,维尔特作为他的德国公司的经纪人来到布莱得弗德,我们一同快乐地度过了许多个星期天。1845年,马克思和我住在布鲁塞尔的时候,维尔特担任了他的商店的大陆代理人,并且设法把自己的总办事处也迁到布鲁塞尔。1848年三月革命后[注:由此到本文结束,都同手稿核对过。——编者注],我们为了创办“新莱茵报”,又都齐集在科伦。维尔特负责小品栏,我不相信在别的报纸上什么时候有过这样有趣而锋利的小品栏。他的主要作品之一是“著名的骑士施纳普汉斯基的生平事迹”;这篇作品描写了海涅在他的长诗“阿塔·特洛尔”[注:海涅“阿塔·特洛尔”第1章。——编者注]中这样命名的李希诺夫斯基公爵的冒险事迹。一切事实都是符合现实生活的;我们是怎样知道这些事实的,改次大概我可以谈谈。这些关于施纳普汉斯基的小品文,霍夫曼和康培书店1849年出版了单行本[4],直到现在,还是非常有趣的。但是在1848年9月18日,因为施纳普汉斯基—李希诺夫斯基和普鲁士将军冯·奥尔斯瓦特(也是议会议员)一起骑马去侦察那些前往援助法兰克福街垒战的农民队伍,他们两人都罪有应得地被农民们当做间谍杀死了,所以德意志帝国当局控诉维尔特侮辱已故的李希诺夫斯基。于是,早已在英国的维尔特,便在反动派封闭了“新莱茵报”很久之后,被判处了三个月的监禁。这三个月的监禁后来他也就服满了,因为他为了事务不得不时常回到德国。

  1850—1851年,他为了另一家布莱得弗德的公司的事务前往西班牙,然后又去到西印度,并且几乎走遍了整个南美洲。在欧洲进行了短暂的访问之后,他又回到自己喜爱的西印度。他不愿放过在那里一睹海地的黑人皇帝苏路克[5]这个路易-拿破仑第三的真正原本的眼福。但是,正如威·沃尔弗1856年8月28日给马克思的信中所说的,他遇到了

  我称他为德国无产阶级第一个和最重要的诗人。的确,他的社会主义的和政治的诗作,在独创性、俏皮方面,尤其在火一般的热情方面,都大大超过弗莱里格拉特的诗作。他常常利用海涅的形式,但仅仅是为了以完全独创的、别具只眼的内容来充实这个形式。同时,他不同于大多数诗人的地方,就是他把诗写好之后,就对之完全漠不关心了。他把自己的诗抄寄给马克思或我以后,就忘记了他们,往往很难使他在什么地方把这些诗刊印出来。只是在“新莱茵报”时期情形不同。其原因可以从维尔特在1851年4月28日从汉堡写给马克思的信的下述摘录中看出来。

  “不过,我希望7月初在伦敦再和你见面,因为我再也不能忍受这些汉堡的grasshoppers(蝗虫)了。在这里势必要使我过一种显赫的生活,但是我感到害怕。别的任何人,都会伸出双手去把它抓住。然而我年纪太老,不能变成市侩了,何况在大洋的彼岸还有着辽阔的西部……

  最近我写了各种各样的东西,但没有一篇是写成了的,因为我看不出写作有什么意义和什么目的。你就国民经济学的问题写一点东西,那是有意义的,有道理的。但是我呢?为了使同胞的嘴脸上露出白痴般的微笑,而讲些无聊的刻薄话和庸俗的笑料,实在是再可怜不过了!我的写作活动已经随着‘新莱茵报’的结束而永远结束了。

  我应该承认:最近三年的时间白白浪费使我懊恼,但回忆起我们在科伦的相处却使我十分快乐。我们没有使自己丢脸。这是主要的!自从弗里德里希大帝时期以来,谁也不曾像‘新莱茵报’那样encanaille〔毫不客气地〕对待德国人民。

  葡萄牙啊!西班牙啊!〈维尔特刚从那里回来〉[注:本卷引文中凡是在尖括号〈〉内的话或标点符号等都是恩格斯加的。——译者注]如果我们有你的美丽的天空、你的葡萄酒、你的橙子和桃金娘,那该多么好啊!但是连这个也没有!除了凄风苦雨和熏肉之外,什么也没有!

  维尔特所擅长的地方,他超过海涅(因为他更健康和真诚),并且在德国文学中仅仅被歌德超过的地方,就在于表现自然的、健康的肉感和肉欲。假如我把“新莱茵报”的某些小品文转载在“社会人报”上面,那末读者中间有很多人会大惊失色。但是我不打算这样做。然而我不能不指出,德国社会主义者也应当有一天公开地扔掉德国市侩的这种偏见,小市民的虚伪的羞怯心,其实这种羞怯心不过是用来掩盖秘密的猥亵言谈而已。例如,一读弗莱里格拉特的诗,的确就会想到,人们是完全没有生殖器官的。但是,再也没有谁像这位在诗中道貌岸然的弗莱里格拉特那样喜欢偷听猥亵的小故事了。最后终有一天,至少德国工人们会习惯于从容地谈论他们自己白天或夜间所做的事情,谈论那些自然的、必需的和非常惬意的事情,就像罗曼语民族那样,就像荷马和柏拉图,贺雷西和尤维纳利斯那样,就像旧约全书和“新莱茵报”那样。

  [3]本文是弗·恩格斯于1883年5月底写的,发表在1883年6月7日“社会人报”上,标题是:“格奥尔格·维尔特的‘帮工之歌’(1846年)”。早在1856年,在维尔特逝世以后不久,马克思就打算写悼念他的文章,但是他的意图没有实现,因为发表这样的悼念文章,在德国五十年代反动势力猖獗的环境里是不可能的。恩格斯写这篇文章的动机之一,是为了激发德国工会人和社人对德国工人运动革命历史的兴趣。

  “社会人报”(《DerSozialdemokrat》)是德国的一家周报,德国社会的中央机关报,在反社会党人非常法生效期间,从1879年9月至1888年9月在苏黎世出版,从1888年10月至1890年9月27日在伦敦出版。在1879—1880年间该报的编辑是格·福尔马尔,从1881年至1890年编辑是爱·伯恩施坦。马克思和在该报整个出版时期为该报撰稿的恩格斯,都积极地帮助该报编辑部执行党的无产阶级路线,批评和纠正它的一些错误和动摇。——第5页。

  “新莱茵报。民主派机关报”(《NeueRheinischeZeitung.Or-ganderDemokratie》)从1848年6月1日至1849年5月19日每天在科伦出版,总编辑是马克思。参加编辑部的有恩格斯,以及威·沃尔弗、格·维尔特、斐·沃尔弗、恩·德朗克、斐·弗莱里格拉特和亨·毕尔格尔斯。作为民主派中无产阶级一翼的战斗机关报,“新莱茵报”起了教育人民群众的作用,它动员人民群众起来同反革命作斗争。决定报纸对德国和欧洲革命最重要问题的立场的社论通常都是由马克思和恩格斯写的。

  “新莱茵报”不顾种种迫害和警察局的刁难,英勇地捍卫了革命民主派的利益,即无产阶级的利益。1849年5月,在反革命全面进攻的情况下,普鲁士政府借口马克思没有普鲁士国籍而下令把他驱逐出境。马克思的被驱逐和“新莱茵报”其他编辑的被迫害,使该报停刊。1849年5月19日“新莱茵报”用红色油墨印出了最后一号即第301号。——第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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